个人主义就是美国的一切

直到今天，“美国梦”将死未亡。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美国一样，让创新萌芽迅速成长为商业巨擘，集中如此密集的科学技术、提供如此巨大的成熟市场，其大众文化即使在“敌对国家”也受到欢迎。这些或多或少都与美式个人主义有关。

然而，迷信个人主义也让“美国梦”一次次成为“美国噩梦”。“美国梦”的底层逻辑是笃信只要下定决心，任何人都能梦想成真，个人几乎就是一切。

美国人认为应当自主捍卫自身安全，遵循人人为自己负责的意识形态，而不应把这种权力交给国家。在这种想法的影响下，美国人对枪支的狂热成了“理所当然”。

这种个人至上的意识形态弊端日益凸显，已经对美国社会构成威胁。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像特朗普这样的“江湖骗子”能在美国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并且一步步将美国民主推至深渊边缘。

个人至上撕裂美国

特朗普代表了美国的一种政治文化，从左翼民主派到温和民主派，再到传统保守派，他的拥趸涵盖了美国的各地区各阶层。

更典型的代表是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遵循客观主义思想，认为人生的道德意义在于追求个人幸福和理性私利，将国家视为通往“金钱技术社会”的障碍。

这些人相信，仅靠金钱、也许还有由少数公司控制的先进技术，就能有效保障日常生活的运转。正如哲学家安・兰德所说，“你可以首先考虑自己，每个人都应该是这样想的。”

但是，此类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导致美国国家社会领域投入不足，进而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

首当其冲是社会治安问题。美国政府并未真正承担打击犯罪的社会责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像美国一样将如此多的本国公民关进监狱，美国监狱关押犯人数量居全球首位，人口比例是德国的九倍左右。

这一数字背后隐藏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监狱关押犯人增多意味着可自由择业的劳动力下降，而且经历过服刑的人群往往很难再次找到工作机会，这将再次考验美国本就薄弱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会制造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其次是教育系统面临挑战。即便是美国高收入群体，一旦遭遇通胀威胁甚至经济衰退，也会为金钱所困。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教育成本高昂。在许多收入不高的城市，普通家庭很难负担子女的幼儿园学费，更遑论高等教育开支。

此外，美国的教学质量高度依赖学生家长的钱包厚度。学校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当地市政局征收的财产税，因此富裕社区可以凭借资金优势招揽更加优秀的教师。这进一步加剧美国社会的阶层固化，拉开贫富家庭间的教育鸿沟。

最后是政府资金匮乏。夸大个人主义使政府难以征收足额税款实行资金的有效再分配，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在危机时期，政府只能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撒钱”推高通货膨胀。近在眼前的例子就是新冠疫情肆虐导致美国可怕的高通胀。

社会保障失灵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能够解释美国人为什么钻进钱眼里。这往往不是因为他们贪婪，而是在如今的美国社会中，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担惊受怕：一旦在工作或经济状况上遭遇危机，他们很快就会面临流落街头的窘境。

然而，面对种种问题，美国社会却缺乏反思意愿，更无从动手解决。美国社会不喜欢“照镜子”，或者说反思之镜已经支离破碎，难以映射真实的社会画面。

历史上，美国比欧洲更早消除了封建社会中的特权，但是在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由于意识形态上的过度个人主义，分配仍极其不平等。对于大部分美国公民而言，美国不再是提供无限机会的国度。对于某些群体来说——比如黑人和印第安人——他们从来没有拥有过平等机会。

对被社会抛弃的恐惧、难以实现“美国梦”的挫败感和对失去金钱的担忧为阴谋论提供了温床，也让美国人迷信只有通过“反建制”，美国才能再次成为美国。

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岌岌可危

作为超级大国，美国的实力至今衰而未败。尽管中国拥有全新的航空母舰、俄罗斯拥有庞大的核武库，但目前还不是美军的真正对手。

更重要的是，尽管面对通胀危机以及来自欧元和人民币的竞争，美元仍如同曾经的黄金一样，是世界货币和危机中的避风港。唯一的区别是，黄金来源于挖矿，而美联储可以随时印出新钞票。

只要美国继续这么做，并能找到买家，世界地缘政治总体就仍然能保持平衡。只要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继续为其提供融资，当前全球秩序就或多或少能够得以维系。

但是，当某一个时刻美元不再被认可为纸黄金，整个“纸牌屋”就将瞬间崩塌。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在其著作《改变中的世界秩序》中，通过对比过去500年荷兰、英国、美国、中国等为代表的全球主要经济力量的兴衰交替发展史，已经总结得出了相应规律。

除了经济之外，宗教因素也扮演着微妙的角色。马丁・路德・金曾将美国的未来称作“应许之地”，并学着《圣经》中的摩西说“上帝已经允许我站在山顶，看到了那应许之地”。然而不久后，他被枪杀，正如摩西一样，从未到达过那片梦中的土地。

凭借宗教言论，马丁・路德・金吸引到了黑人群体之外的许多宗教人士加入到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中。保守派基督徒由此开始用圣经与科学进行激烈的斗争，甚至希望能够在学校禁止教授进化论。这种近乎盲目的狂热为虚假信息的传播铺平了道路，因为这些信徒只愿意相信符合自己世界观的叙事。

早在1981年，美国政治家巴里・戈德华特就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警告自己的政党共和党不要过多受到宗教理论的影响。

如今美国最高法院一纸裁决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取消了宪法对女性堕胎权的保护。这恰恰表明，反对堕胎的宗教团体正通过特朗普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极大影响着当下的美国政坛。

美国与欧洲应当何去何从？

谁能够拯救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

奥巴马试图弥合分歧，但最终失败了。希拉里将团结作为政治目标，但她并不符合美国舆论的胃口。特朗普不认为社会分裂是挑战，反而将其视作竞选机遇加以利用。拜登带来了希望，但绝非一位有魅力的领袖——他还没能有效应对新冠疫情和经济滞胀给美国带来的巨大挑战。

对于美国人而言，他们不应再等待出现新的“光环人物”，而应当从头开始，脚踏实地建设一个能够正视问题、更加团结的社会，而不是忽视自身存在的弊端。

对于欧洲人而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不能再像从前一样依赖美国作为全球领导力量。欧洲早已不是国际舞台上的“大玩家”，欧元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与此同时，欧洲内部结构性问题频频出现。

因此，欧洲必须加强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框架优化，增进团结和凝聚力。

 

作者：弗兰克・维伯，德国主流媒体《商报》资深编辑记者、知名专栏作家

来源：德国《商报》2022年9月2日